神农大讲堂2014年第6期-刘洋 从环球视角解读复杂世界
更新日期:2016-01-20 点击数:

主持人:今天是2014年神农大讲堂的第六场讲座,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人民日报》直属的《环球时报》资深编辑——刘洋老师,来给同学们做讲座,大家掌声欢迎。

刘老师现为《环球时报》中文版要闻部副主任,资深编辑。2005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院,主修国际关系,同年2月入《环球时报》工作,先后任关注中国、经济观察、新闻背景等等版面编辑。2008年十月任头版编辑至今,在《环球时报》就职期间曾赴北美、俄罗斯、台湾等地采访。2011年八月赴日本,成为第一批登上驻日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中国记者。2012年三月赴韩国成为第一个走进韩国海洋警察总部的中国记者。2013年春节前后奔赴印巴采访,走进毗邻巴基斯坦附近的反恐重镇——白沙瓦。

刘老师阅历丰富,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那么接下来刘洋老师就将给大家带来一场主题为从“环球视角”解读复杂世界的讲座。本次神农大讲堂共分为两个环节,第一环节为刘洋老师的讲座,第二环节是现场互动。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可以就自己关心的问题现场向刘老师提问,下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刘老师。

刘洋老师:各位安徽农业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你们好。我觉得在我的演讲开始之前,首先需要给在场的所有人鞠一个躬。鞠这个躬呢,主要是想表达一下感谢,首先是代表《环球时报》感谢咱们学校对《环球时报》这么的肯定,因为我知道我是今年第二个站在这个讲台上来自《环球时报》的人,今年春天的时候,我们比较有名的一位战地记者叫邱永峥,曾经来这讲过他在战地,包括他在新疆采访的时候的一些经历。我不知道他当时来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听过那场演讲,有吗?没有是吧,没有就好。第二个想感谢的就是感谢咱们学校给了我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神农大讲堂的宣传片,都是牛人,中国前驻越南大使都来了,我知道前一段时间罗援老师也来了,因为罗援老师经常接受环球时报的采访,有些时候他的观点比我们还“左”,所以我们很感谢这些比我们还“左”的人,然后我看俞敏洪老师也来了,我不知道对他来说啊,现在我目测台下坐着六百到七百左右的学生,他可能很习惯在这样大的场面上讲,但是对于我,一个在办公室写了十年文章基本上没有出来见过人的人来说,这是非常紧张的,所以我今天如果有地方讲的磕巴的,因为我从小就口吃,所以你们要原谅这一点,然后有各种纰漏,希望你们也能多多包涵。所以我要给你们再鞠一个躬。

我先从我自己说起啊,刘洋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名字,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中都经历过无数个“刘洋”,所以我肯定是你们认识的第“n+1”个。因为我这个名字我曾经接过一个读者电话,上来第一句话就问,你是刘洋吗?我说是,注意啊!我用一个雄性的声音回答他说是,然后他说你是我在月亮上的那个姐姐吗?带着这名字我又去了一趟江西,因为当时我有朋友在那拍戏,我去探班,去看看电视剧是怎么制作的,那是一个特别神奇的电视剧,叫什么《天仙配后传》,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去了,讲中年董永和中年七仙女的电视剧就成功的没有在任何电视台上播出。我回来的时候,来到一个非常小的地方,有着一个非常小的火车站,我就自己一个人背着包去了,然后就被警察叔叔非常客气的请到了小黑屋里关了半个小时,出来的时候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对不起,你叫刘洋。我说我叫刘洋怎么了。他就拿出了一个身份证,上面一个叫刘洋的人,长相我觉得还是跟我有点差距的,然后1981415日出生在北京市东城区,他的身份证号是11010119810415后面是多少多少。而我呢,本人是出生在北京市东城区,1981419日,所以我的身份证号是11010119810419后面就不能说了啊,就是只跟他差一位。然后我有一次去韩国,韩国海警,韩国政府请《环球时报》的记者去采访韩国海警总部,为什么请我们去呢,因为我们的文章一直在抨击韩国海警,抨击韩国政府,抨击他们在海上执法的时候过于粗暴,然后伤害到我们的中国渔民。去的时候是韩国政府请我去的啊,觉得自己很牛,因为他是一个很大的代表团,然后中国记者只有我一个,我觉得我自己老牛了,我才三十岁我就代表中国了,非常牛逼,感觉。然后下了飞机就要过海关,看其他外国人都过去了,我又被拦着了,然后又请到一个小黑屋里,然后韩国人非常客气的对我说了韩语,我一个字都听不懂。我除了会说哈密达,就只会说“欧巴”了,然后四十分钟,四十分钟也没有出来。最后幸亏有一个同机的,在韩国留学的中国女学生(注意我跟她没有发生任何关系),她很友善的在外面等了四十分钟,看我没有出来,然后就到里面把我给救了出来,于是我就问那个韩国海关人员为什么我就要被拦下来呢,因为你叫刘洋。

所以起名是非常重要的,切回我们今天的正题。我今天要个大家讲的是《环球时报》,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同学对《环球时报》之前是什么样的印象,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给所有人,愿意回答的同学可以举手。就是我在很多地方,很多大学都问过的一个问题“如果只能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你心目中的《环球时报》,你会使用什么样的词?”无论是褒义词,中性词还是贬义词都可以。

同学甲:我认为是“看世界”,因为我需要通过《环球时报》看到更多国外的消息。

刘洋老师:胡锡进先生听到你这番话会很高兴,还有更多的词吗?尖锐一点的,敏感一点的。

同学乙:强烈的民族主义。

刘洋老师:你高举的拳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还有别的形容词吗?

同学丙:遥远的。

刘洋老师:为什么是遥远的?

同学丙: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当代大学生并不是看社会看的那么多,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所以《环球时报》对我们来说应该比较高大上,所以比较遥远。

刘洋老师:好吧,我觉得学校与学校之间可能真的不一样,我在南方的大学也讲过,要知道中国舆论基本有两个报纸是被标签话,一个是《环球时报》它是左派的代表,极端民族主义,商业爱国主义,还有各种各样的词。然后另一个是《南方周报》,《南方周报》被打成的标签是“民生”,更贴近西方,可能更“亲”美国一点,但是实际上“亲不亲”我不做评论。然后我在南方大学也问过相同的问题,问他们用什么词来形容我们环球时报》,然后他们说我们是“喉舌”、“叼飞盘的”。“叼飞盘的这个词”你们听说过吗?就是有一些攻击《环球时报》的人在网上发过一个长微博,发了各种狗叼飞盘的照片,照片的主题就是狗和飞盘各种各样的关系,然后就认为《环球时报》就是“叼飞盘的”,为什么呢?因为《环球时报》早年写过一个专家评论的文章,标题立意大概是“媒体应该做国家利益的看门狗”。所以网上攻击我们的人就认为我们是中共的看门狗,我们是共产党的“喉舌,而我们每天做的事就是在骂外国人,无论共产党政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环球时报》都是在维护它,这就是网上那段时间给我们树立的形象。说句实话我现在真的很怀恋在今年上半年到各地的大学去演讲,不断被人骂的过程。我不是犯贱,而是大家在踊跃的骂我的时候(当然他骂的是环球时报而不是我个人),能被骂也就是能被关注。然后现在过了半年呢,这半年我觉得报纸的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媒体比半年前更猛了,连新浪的总编陈彤都去了小米了,这以后的报纸怎么活呀?

然后我现在就给大家讲讲《环球时报》怎么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报变成现在今天这种有争议也好,被关注也好的样子的。我刚才说了起名很重要,我曾经问过我爸“你为什么要给我起名叫刘洋呢?你为什么怎么懒呢?如果你起一个三个字名字就不会重名了吗?”我爸说:“因为我想让你出国,出国留洋嘛。” 结果到现在,我出没出过国呢?我出过国,都是因为《环球时报》的关系,出过国,但是从来没有留过洋,因为没能在国外上过学。《环球时报》最开始起名也不叫《环球时报》。这是199313号的《环球时报》头版。当时我们的名字叫《环球文萃》。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不是一个大气的报纸。因为文萃一般都是文摘,可能这个名字和《读者文摘》有些许关系,不能确定。当时,1993年,你们出生了吗?1993年的时候是中国一个发生比较大变化的时候。那会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刚刚确定,那个时候是一个一切都在改变的年代。然后这种大潮了,就很多人经商下海。然后在事业单位里的这些人看着自己越来越瘪的钱包,他(她)就坐不住了,他(她)觉得为什么我不能去挣钱呢。同样的心理,在北京朝阳区的红庙那个地方,有一个大院,特别高大上,叫《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中有一个部门叫国际部。就是《人民日报》在海外有七十多个记者站,这些驻外记者他们所组成的这个部门叫《人民日报》国际部。国际部的人当时就想,我们手里有很多资源,我们有很多国际上面发生事的信息。那会儿可没有微博,没有微信,没有互联网。这些信息在《人民日报》的版面上是不能进报的。《人民日报》的国际版当时只有两个版,那怎么办呢?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信息摘出来单办一份报纸,然后到市场上去卖,无论多少钱,大家分了。就本着这么一个有点拜金主义的朴素的想法,我们就被生出来了。所以《人民日报》是我们的“亲爹”。

早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能做一些比较花边一点的新闻。比如巩俐大姐,当时还很年轻,她就很年轻就移情意大利了,所以能够上《环球时报》的头版。现在《环球时报》的头版不可能上这种新闻。在97年的时候,不知道当时的总编是不是受了《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洛杉矶时报》这些大的报纸的影响。听这些牛逼的,有名的报纸都叫时报,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改名叫时报呢?于是我们就叫了《环球时报》。但是行文的风格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就像当时做的是巴基斯坦的地主,巴基斯坦的地主(这是我今天第一次结巴),当时的《环球时报》是比较偏向于故事性。当时的总编何崇元先生和现在的总编胡锡进先生在行文的风格上是有所不同。当然,他们都是非常爱国主义的人,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就是那会儿的新闻就是比较软,不像现在,今天跟日本摩擦,明天跟法国摩擦,后天跟美国摩擦,反正可以摩擦的地方我们都要摩擦。

97年的时候英国王妃,当时的英国王妃,当时她可能已经不是英国王妃了,因为她和查尔斯离婚了。就是现在的威廉啊,这是凯特的婆婆吧。你们能倒清楚这个人物关系吗?他是查尔斯王储的前妻。当时她是在西方世界乃至全世界都非常有魅力的一个人。她和英国王室的关系当时比较复杂,和英国女王的关系比较复杂,然后她因为车祸死在了巴黎。这是97年,我个人觉得《环球时报》从做这期头版开始就开始走向报道重大的国际事件了。因为戴安娜魂归故里,这当时是一件非常非常轰动的国际新闻。

99年对《环球时报》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是去年吧,有个电影是《中国合伙人》,邓超演的。当时有一个情节,是99年我们中国驻南斯拉夫的使馆被美国无情的轰炸之后,然后有一些被激发出爱国主义情怀的青年学生,然后到新东方,到美国驻中国使馆去抗议,闹事,就是表达他的爱国情怀。但是这个事对《环球时报》,对《环球时报》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环球时报》在这件事之后出了这期特刊叫做《我亲历中国使馆被炸》。它的作者是当时国际部驻南斯拉夫的记者。南斯拉夫跟《环球时报》是一个特别有渊源的国家。我们的现任总编胡锡进,他在1993年到1996年是《人民日报》驻南斯拉夫的记者,我们现在的副总编是1998年到2001年《人民日报》驻南斯拉夫的特派记者。当时他们都没有这位记者境遇。他叫吕岩松,他现在已经是《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了。当时他就在这个大使馆里,他经历了这一切,然后他通过口述、传真,通过各种方式把他了解的信息,包括当时的情景发回北京。《环球时报》出了一新特刊。对我们来说,那期特刊让我们的销量一下子达到了78万份。在1999年,78万份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01年对《环球时报》来说更加重要,因为01年发生了两件事。先是这件,就是014月的时候,美国的一架EP-3侦察机从冲绳的嘉手纳空军基地出发到我国南海来搞侦查。我们出了一架歼-8的飞机。当时的飞行员叫王伟,然后就是去阻止美国的这次侦察飞行。结果不知道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两架飞机发生了相撞。撞机的结果是我们的歼-8坠海,然后王伟就牺牲了,到现在也没找到他的遗骨,从公开报道上起码没有。然后美国的那架EP-3侦察机就迫降在我们海南的陵水机场。这对当时的中美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因为我后来看到的报道中说当时迫降的时候EP-3侦察机上的美国人很忙,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要降在中国了,他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山寨大国,所以他们就忙着毁灭掉飞机上所有敏感的设备和数据。当年海南陵水机场的中国人也很忙,因为我们要争分夺秒把他们的飞机给抢过来。这件事的报道对《环球时报》来说意义在于“Golbal Time”就是作为《环球时报》的英文翻译,这个名字开始出现在国际媒体上。就是《环球时报》这种比较强烈的被西方认定为民主主义的声音开始越来越多的被西方媒体听到,被西方媒体转载。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乐于见到的。因为任何一个报纸都希望它的声音能够被更多人听到,它的内容能更多地出现在国际舆论场的转载之中。

到九月份的时候又发生了这件事。但是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大二。我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我印象很深,一进校门就听见有人在议论美国出大事,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不知道当时,其实我们的学校在北京的西三环,北京的东三环就是《环球时报》所在的那个地方。当时《环球时报》的人已经非常忙了。我的前辈的编辑们忙着在跟美国的前方做连线,跟《人民日报》驻纽约的记者做连线,讲世贸怎么回事,怎么塌了呀。这件事的报道让《环球时报》的发行量达到了196万。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是《环球时报》从出生到现在发现了最高的一次,之后再也没有超过它了。当然这要特别感谢那个时候没有微博,也没有微信。否则你设想一下,假如是这个事发生在今天的话,“微天下可能一天会发出50条微博。然后你们想知道的一切完全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第二天《环球时报》呈现出来的内容虽然是比较全面,有各方的反应,但是在时效性上就已经差了很多。

2006年《环球时报》变了。因为2005年《环球时报》发生了一次权利的交接。我们的前总编何崇元先生升任《人民日报》副社长,现在比较有争论的,有名的胡锡进同志就从副总编升任到总编。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人有没有听说过胡锡进呢。你们不太了解这个人吗?我相信你们有人可能是知道的,老胡有段时间在互联网上是一个很受争议的人,因为他发微博,无论说什么,大家都会说他胡编,因为他姓胡,是《环球时报》的总编。他2005年主编《环球时报》以后,我们的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当然我们还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永远不会变的。然而老胡更强调的一句口号,一个概念“维护国家利益,这是一个很大的口号”,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从毕业之后也没当过兵,也没当过警察,没干过什么,我怎么维护国家利益呢。然后胡锡进同志告诉我,我写好每一天《环球时报》的头版,我就是在维护国家利益,我说好吧。

05年《环球时报》从一周三期变成日报,《环球时报》最开始文萃的时候是一个礼拜出一期,后来一个礼拜出两期,我2005年入社的时候是一个礼拜出三期,当时的节奏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对新闻时效性的感觉是以两天为计算的,你会想这事出了没关系,后天才出报纸呢,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环球时报》的作息时间完全变成了我们每个做版的工作日,要从早上九点钟到晚上十二点。我想这个学校是没有新闻系的,大家都不是学新闻的,挺好的,学新闻出来工作之后会很累的。

当时《环球时报》在06年的13号改版成了日报,第一期做的是美国通报盟国准备打伊朗。中东的新闻老是这样,巴以天天打,美国和伊朗天天说打,到现在也没打。我从来《环球时报》工作的时候就盼着美国打伊朗,打到现在已经十年了,美国还是没有打伊朗。当时还能做这种比较硬的国际新闻,但是后来你会发现这种新闻上《环球时报》的次数越来越少。《环球时报》开始更多的着眼于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与外部世界的各种摩擦,以及在这种摩擦发生之后,中国人到底想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刚才有一个同学说,《环球时报》是他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这是《环球时报》特别想听到的一句话,是两句话之一。《环球时报》其实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一个桥梁,一方面帮助中国人来了解这个激荡的世界,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外国人通过《环球时报》来了解这个复杂的中国。于是胡锡进先生在这两年就出了两本书,一本叫《胡锡进论激荡世界》,一本叫《胡锡进论复杂中国》。

09年的时候《环球时报》出了社论,这对《环球时报》也是一件挺大的事,以前在社论出来之前,《环球时报》卖这张报纸主要是靠头版文章,我当时有幸还没有成为头版编辑,我是08年成为头版编辑的。在06年到09年这段时间,头版编辑是非常受折磨的,因为总编会给你极大的关注。他认为头版是《环球时报》的脸,《环球时报》里面的内容质量可以因为做日报而有所下降,但是《环球时报》不能不要脸,所以每一篇头版的文章他都要自己看,然后自己改。大家注意一下,在大标题的下面图片的左边有一个区域,这个区域从新闻上说叫一篇文章的导语,一般的媒体说导语只要报道事实就可以了,但是在那几年《环球时报》的导语是不仅要报道事实,还要传达出《环球时报》作为一个主题对这个事实所要表达出来的观点。也就是说这350字要夹叙夹议,我后来08年开始做头版的时候,经过了大概一年时间这种折磨。一般写一个头版的文章,从材料都看完开始写,大概需要三个小时,其中一个半小时,写这350字,一个半小时写后边的三千字。然后写完这350字你还要拿着报纸拿着纸样战战兢兢的走到胡锡进同志,大Boss的办公室门口去敲门,然后你要听他说开门的声音是温和的还是尖厉的,如果是尖厉的,最好转身就去上厕所,缓一缓再去,如果是温和的,你就可以怀着愉快的心情进去。但是有的时候胡锡进是会骗人的,他的声音很温和,他的态度很尖厉。我们那段时间不断的被批评,就是因为我的水平很有限,我无法做到夹叙夹议。于是在094月份的时候老胡亲自操刀开始写《环球时报》的社论,第一篇社论是《朝鲜半岛必须遏制紧张升级》。朝鲜半岛是经常紧张升级的,韩国人和朝鲜人,明明就是同一个民族的人,每天吵,每天打,当然朝鲜人挑衅的比较多。《环球时报》的社论在朝鲜的问题上经常批评朝鲜,以至于我们深度的怀疑,我们是否登上了朝鲜政府的黑名单,包括老胡本人,《环球时报》那张报纸。因为经常会出现朝鲜的公使、大使或者是新闻官,穿着西服,很朝鲜的那个样子,来到《环球时报》非常愤怒的代表白头山的人民向《环球时报》提出各种各样的抗议,认为我们的文章怎么怎么诋毁了朝鲜最高领导人。社论的出现对于《环球时报》的影响力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因为从09年有社论开始,最开始是偏重于对国际事务的社论,到后来发展到现在《环球时报》每天有两篇社论。14版的社论一般偏重于国际事务,15版的社论一般偏重于中国国内事务。

《环球时报》通过社论这个窗口开始不断的介入中国国内时间的评论,因为《环球时报》受自己的文风所限,我们是一张以国际性的报道为主的报纸,我们在新闻版上没有国内新闻版,如果想看中国发生了什么,大家可能会看《南方周报》,因为它深入的调查式的,反映民生式的文章很受读者欢迎。但是做国际新闻,《环球时报》和《参考消息》这样的媒体做的多一点。当时我们觉得要一手抓国际,一手抓国内,所以社论就开始介入民主,人权,律师,刘晓波,艾未未这样的在政治上敏感的词。其他的媒体遇到这些敏感词的时候会跳过去,《环球时报》在遇到这些敏感词的时候会冲上去。因为我们要在这些敏感的地方发声,扩大《环球时报》的独特性。但是这也给《环球时报》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比如在网上有很多人会说我们是五毛,是左派,他们很多的观点都来自对社论的批评。

我们的社论出来以后普遍被国际媒体当做是中共的一种声音,他们认为《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的子报,在转译《环球时报》的时候会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媒,官媒,是《人民日报》下属的一个媒体,或者说这是能代表中国政府声音的媒体。我们的社论在被翻译成英文的时候,会经常出现翻译上的纰漏,比如说在中国和菲律宾因为黄岩岛的问题爆发争端的时候,当时《环球时报》的社论写过一句话,大概是说希望菲律宾想清楚,他们有可能在南海听到炮声。然后这个社论再被翻译到菲律宾的媒体上,就直接说《环球时报》代表中共向菲律宾宣战。为了避免这样的误解,《环球时报》在09年也办了自己的英文版,我们的社论每天会有两篇翻译成英文,美联社来抄我们的时候就不用他们翻译了,直接给他翻好了。英文版的出现又给《环球时报》带来了新的争议,因为有一些研究新闻的人会说,他观察了《环球时报》的英文版,英文版选题的尺度比中文版更敏感,包括说英文版在六四20周年的时候《环球时报》是中国媒体唯一一个报道这件事的。他们就会说为什么《环球时报》的中文版这么的民主主义,而《环球时报》的英文版展现给西方的是opensmile、特别友善的。于是他们说《环球时报》是报格分裂,一边左,一边右,我们就带着这种分裂的报格又办了环球网。

环球网其实是2007年办的。因为我刚刚也说过,现在《环球时报》,也不光是《环球时报》,现在的纸媒受到一些新媒体的冲击,《环球时报》在那个时候也已经看到了新媒体来势汹汹的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当时就创办了环球网。环球网现在在内容上和《环球时报》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同步,但是环球网自己也是一个有新闻采访资质的新闻网站,新浪,搜狐等网站在报道一些国际新闻时,也经常引用环球网的一些原创报道。

接下来我想用一点时间,来讲述一下,《环球时报》是怎么来报道这个世界的。讲几个《环球时报》头版,因为我是05年入社,一开始做其他版的编辑,后来一步一步,到08年做了头版编辑。我找了几个08年到10年的几个故事,然后呢也通过这几个故事来向大家讲讲《环球时报》是怎么做国际新闻的,然后也帮助大家去回忆一些你们可能知道但是不是特别清楚的事。

比如说“香港被劫游客,伤亡惨重”。你们知道菲律宾是个很神奇的国家,这个国家南部有武装骚乱,然后菲律宾大的政治家族,政客之间的利益也很乱。以前阿罗约执政时和中国关系很好,阿罗约可能比较左。然后阿基诺三世上台的时候呢,你想呢,他的血管里流淌着几分之一的华人的血液,应该是一个和中国比较亲近的一个人。但是完全判断错误了这个形势,他上来之后这两年,在黄岩岛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和中国闹得很凶,他和美国绑的很紧,然后跟日本啊,跟印度,反正只要跟中国敌对的国家他都要团结。他和安倍,现在是中国外交上比较麻烦的两个人,但是他的级别和影响力要比安倍低得多。前一段时间也有一个新闻,就是说香港很不满,说菲律宾的官员来香港道歉,但是菲律宾的总统本人竟然不道歉,香港很愤怒,但是现在香港人愤怒主要是因为“占中”的问题,这个问题一会会讲的。当时很愤怒主要是对菲律宾很愤怒,觉得有损香港的尊严。香港与菲律宾的恩怨就来源于20108月份的这个人质劫持事件,我不知道在座的你们当时有没有看新闻,知不知道这个事。

我记得是823号那一天(就着这个例子,我可以给你讲清楚我们头版编辑每天是怎么生活的)。早上九点钟的时候我要上班,所以我应该在八点钟左右的时候起床,然后我会到北京一个神奇的卖早点的地方叫紫光园,它是一个类似于一个以前国营市场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地方用的都是地沟油,不敢吃,然后紫光园是个大品牌,民族的、国营的,应该是一个比较靠谱的,所以我就每天去。然后我这个人比较迷信,要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很迷信,尤其是那些踢足球的教练,赢了一场比赛假如今天戴的是粉领带,那么他一辈子都要戴粉领带。我也是,如果我早上能够买到豆腐脑,我往往那天做版都会比较幸运,总编会少骂,选题能好找。所以那天我就很高兴的去买了豆腐脑,发现没有,然后我就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进了《人民日报》大院,进了十号楼,进了《环球时报》我的办公室,不是“我”的办公室,是“我们”的办公室,因为我们这个级别的编辑是没有办公室的。然后坐下打开电脑你就要看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环球时报》的头版和末版就是负责报道当天最受关注的第一大事和第二大事,《环球时报》头版更偏向于“涉我”,就是这事跟中国有直接关系的,《环球时报》就会很关注,“涉我”这个概念也是从老胡主政之后开始在《环球时报》根深蒂固的。

我们最开始先创了三版,三版以前也做国际新闻,但是现在不是了。三版中的新闻背景版专门做涉及中国的尤其是以负面居多的新闻,比如刚才说的中国和菲律宾的黄岩岛,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中国的渔民还有韩国的海警,谁又把谁杀死了这样一个的问题都放在三版中报。三版的这个事如果足够大,就会被我们这样的头版编辑抢到头版那去。所以我当时在看三版的编辑再报什么,看了看也没什么可讲的。然后我就看到一个新闻,韩国人在争论,为什么韩国有那么多万亿的国债被中国给买了,我觉得这些人都很有意思,美国也有很多国债被中国人给买了,然后美国人就说这是制裁美国经济的原子弹。中国人要是能牛逼到这种地步,还用得着买那么的美元的国债吗?然后韩国也是这样,他们说美国都很担心,那么为什么韩国人要步美国人的后尘呢?要把那么多国债卖给中国呢?韩国人写品论和朝鲜人风格不一样,但情感是一样的,都特别充沛。就是韩国媒体在骂你的时候有很丰富的词汇,比如说有一次中韩之间“海警争端”的时候,韩国的《文化日报》的一个社论的大标题说,“对付疯狗就要用大棒(对付中国人)”。就是说我们是疯狗,他们要用大棒。我不知道他们用大棒是不是因为中国人称呼他们为“高丽棒子”。然后他就很充沛,但是韩国中也有一些很理性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持有韩国的国债的持有量没有到那个地步,没有必要过分的担心,于是双方的媒体就开始发生了争论。但是韩国的媒体也有划分的,像《朝鲜日报》、《中央日报》和《东亚日报》,这三家媒体是比较保守势力是比较右的,是比较民族主义的。日本不服我们我们打日本,朝鲜不服我们我们打朝鲜,中国不服我们我们就要更中国干,它是这类的,比较民族主义,比较保守。还有一派,像刚才我说的那个《文化日报》,以及那些左翼报纸,他们被称为进步媒体,他们是由进步和保守之分。而中国人把自己的媒体分成左派右派,左派就是《环球》这样的,右派就是《南方》这样的。

当时我想有争论,有事实,这个文章很好看,我就非常开心地报了这个选题,顺利地通过了。我们报选题时上午十点钟,九点钟到了报社之后,用一个小时时间去找选题。十点钟所有新闻版的编辑到一个大的会议室,然后值班的副总编坐在那,每个人向Boss说哎,领导你看我做这个,领导说恩,挺好,就可以做了。领导说这个不好吧,就不能做。所以说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新闻不自由主要是体现在这一点上。我当时报了这个选题之后,层层都很顺利,都过了,所以我带着非常愉快的心情就去吃了中午饭。

午饭的时间,也就是12点到下午2点的这个时间,可以说是我们一天中非常非常幸福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睡觉,可以去《人民日报》优美的花园里遛弯。所以当时,我这俩小时是完全不看新闻的,因为我认为我一天如果看16个小时的新闻的话,我觉得我会死的。但是这一上午在马尼拉也有一个人他很忙,他叫门多萨,当年是五十多岁,他是一个马尼拉的警察,以前还被评过菲律宾的十大杰出警察,我不知知道在资本主义的菲律宾竟然也评全国十佳警察,然后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那天早上我起床上班的时候,他也出门了,但是他要干的事要比我干的事要大得多。他在十点钟的时候在马尼拉的郊区拦了一辆香港的大巴,就是图片上的这一辆——香港康辉旅行社的大巴。他穿着军警的服装,拿着枪站在路边示意这个大巴停下。然后菲律宾籍的这个司机他就停车了,说要上车检查,他就上来了,上来之后就亮出了枪,说你们被劫持了。然后他就真的被劫持了。然后到中午的时候我愉快的吃饭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发生了对峙。因为他劫的一车都是外国人,有好几十香港游客,全都是香港游客。政府最开始更他谈判的策略是亲情牌,把他妈找来了,好像还有他兄弟,他哥。这是他个人,他没有政治需求,他要求是之前他被人指控犯了渎职和贪污而开出了其公职,可能菲律宾的社保也不是那么健全,他想到了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很难受,而且他很在意他自己的名节,所以他要求政府给他道歉并给他复职。这是一个私人的要求,不是一个政治诉求。因此从谈判中是好解决的,你只要把他安抚住就行了。但是菲律宾的谈判不是这样的,他们具体怎么谈判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谈判的最终结果是亲情牌和各种牌都失效了。

我中午的时候回来了在法新的专线上看到了一条红字,法新的专线用颜色来区分新闻的紧急程度。红色就是快讯,重大新闻,就是我做版的时候最讨厌的新闻,我在北京时间十点钟以前非常希望看到这样的新闻,因为有大事发生了,可一旦我的选题确定了,我就非常讨厌看到这样的新闻,因为它有可能我兼备换稿,我上午的心血都白费了。所以那天我就怀着那种自私的心情就一直看着,一直看着,然后我就想如果同事们都瞎了多好,所有人都没看到这个新闻,这件事就像没发生过一样。然后都下午选题会,有个勤劳的同事就向领导报了这个选题,说菲律宾发生劫持事件,已经劫持了四五个小时了。到了下午,领导就对它产生了关注,对我的稿产生了换掉它的欲望,然后我就一直在跟他说韩国这事很大,韩国人很愤怒。然后就是一直僵持着,我当时在想,我所能做的就是用最短的时间把韩国这篇文章写完。写完,打上黑三角,这篇文章就算完事了,你再怎么着,你也不好意思把我的稿给拿走吧。我完全低谷了他们人性的丑陋,然后我在八点半的时候迅速的把这个我在写完了。这时候我的电话响了,传来了胡锡进先生非常焦急的声音,说“你嗯嗯嗯...过来。”去了的时候他说都死了你知道吗?我当时特想问他谁?都死了。但是我是不能这么跟总编说话的,所以我当时说“嗯!”然后我的脑袋中就开始快速的闪,快速的闪,他下一句话如果说了我该怎么接呢?幸亏旁边还有副总编,还有别人,我从他们的对话里知道原来那个菲律宾籍的司机傍晚的时候从车里跑了出来。

当时马尼拉的场景是,这辆车已经在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上停下来了,夜幕已经降临,天已经黑了,但是CNABS以及菲律宾的很多电视台已经架好了摄像机都在直播这场对峙。可能菲律宾人也没想到,一个人的诉求,一个人对抗一个政府,用了一下午的时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总编的办公室有一台电视,CN正在直播,他正在看着新浪,新浪上说,十五个人,下午的时候,谈判有进展的时候,因为门徒撒并不是一个完全失去人性的人,我没有同情他的意思,但是他并不是完全失去人性,他下午的时候把老年人以及十几岁以下的小孩全都放了,车上只剩十五个人,都是成年人。当时这个司机说门徒撒开枪了,所有人都死光了。因为有这个消息,菲律宾的军警决定强攻,当然强攻的方式也很特别,我不知道这张图片你们能不能看清楚,这张图片显示的是他们都蹲在车的前面,但是这是强攻已经发生过之后的事,但是最开始这次营救行动为什么出现了许多的诟病,因为这些菲律宾的特警他们拿着锤子站在这个大车的车窗的下边,不敢露头,想象一下这个环境,假如我是特警,我背后是车,上面是车窗。如果是中国的特警会怎么进去的,肯定是哒哒哒一梭子然后破窗而入吧。他们是拿着锤子这么砸,砸的非常卖力。这个动作可以保证他们的头不被门徒撒看到,但是这辆车不知是哪产的,质量非常好,锤子车窗没有被砸破,但是如果你是里面的门头撒,你看到外面这些人用砸窗户你会干什么呢?结果呢,就是香港游客最后是八伤七死,但是到过了几天之后变成了七伤八死,因为有一个重伤的人也那什么了,当时我为香港游客遇到这样的事感到非常的痛心,但是我满脑子都是想的我韩国的稿子,我就想我要拿走,展现出你的人性,结果我就失败了,总编是不会考虑你文章是否写完的,这个具体的事物由副总编来考虑。然后我就用一种很萌的眼神看着那个副总编,他说:“你的稿子可以一个字不动整体的挪到《深度报道》让他们去复印,你来做头版”就是你们可能没有理解这个意思啊,就是我的文章,《深度报道》那个编辑他今天没有工作了,他把我的文章拿去后直接传版复印,他就可以回家了。然后我那个版是空的,要重新开始写,是八点半,我们的复印时间是十一点半,只有三个小时哟。

但是这还不是最惨的一次,我们在十一点钟复印的时候,伟大的俄罗斯资产阶级革命家叶立新同志在北京时间晚上十点钟去世了。对做国际新闻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大事,是吧。虽然之后俄罗斯的光芒都照在普京之下,但是当时普京还不是一个很强硬的人,他不是现在能跟奥巴马这么对抗的人,当时的世界目光还在叶立新先生身上,然后十点,那一期我不是头版编辑,然后我就很开心,然后这一期呢,怎么办呢,老吴是总编就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写东西很快,他说导语他来写,就是前边最难的三百五十字他来写,我当时很开心,我负责写第一部分,就是写新闻事实,然后由其他的同事负责采访专家,主要采访安全方面的专家,因为为当时这个事,我们正在聊的时候CN在直播,然后CN那个女主播用stupid来形容菲律宾的特警砸窗户的行为,我们觉得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引起中国人共同情绪的点,所以无论是老吴他的导语还是我们后面的新闻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菲律宾特警的愚蠢,就是鲜明的指责菲律宾的愚蠢,当时我还在想这对中菲关系是不是有所破坏啊?后来一想我们也破坏了不少东西,然后就想菲律宾政府会不会不高兴啊?连朝鲜都经常不高兴,所以就过了。第二天看了几份主要的中国媒体,我不敢说媒体都是这样的,基本上没有批评菲律宾特警愚蠢,没有指责菲律宾政府的,大家基本上都在就事论事,讲述门多萨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门多萨后来被打死了。然后只有《环球时报》是在批评,但是到了第三天,我发现很多媒体,我能看到的都在骂菲律宾愚蠢,所以我当时还觉得挺自豪的。隐隐的觉得虽然《环球时报》后来收了也好,各种报道也好,引起了很多争议,但是起码在国际新闻的报道上《环球时报》不是一个跟风的媒体。因为有的时候环球时报自己就是那个风,我们在定中国舆论的方向。当然说的有点大,其他媒体同志对不起。

第二个例子说的新疆,因为去年一年也包括今年初,新疆出了很多事,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来自新疆的同学,或者是有没有人去过新疆,有去过新疆的吗?没有去过新疆吗?没有是吧。没有就太好了。《环球时报》在中国媒体上报道新疆的暴恐事件是比较多的,这是《环球时报》能够掌握相对来说比较独家资源的一个报道例题。就是7.5事件是哪一年来?09年吧?我是095月份去过一次新疆,当时是跟总编一起去南疆的瓦汗走廊那是中国和阿富汗接壤的一条走廊,大概一百多公里,然后我们这边大概一百公里,他们那边也还有很长距离,当时是想一是看看边疆,另外一个是也听当地记者说过塔利班,是早年的塔利班,是跟苏联胜战的塔利班,曾经早年有人活着从瓦汗  走廊,就是冰川封着的路上,当年唐僧就是从那走出去的,塔利班从那边走了过来,然后我想去看看这些人,采访一下,听听故事。当时在南疆也出现过很多暴恐事件,但是那些暴恐事件都是针对武警边防的驻地,对普通老百姓的暴恐事件非常少。然后当时觉得南疆很乱,很担心,但是总编说要去,也没办法,然后就跟爸妈说是去广州,挑了一个好地方说的,但实际上去新疆了。但是去了之后,觉得南疆真的很好,吃的也好,人也好,看到那些维族的同胞的时候也没有那种异样的不安全感。

回来之后没多长时间,乌鲁木齐就发生了7.5事件。你们知道7.5事件是怎么回事吗?我们今天在场有一位7.5事件的亲历者,我的同事马丁同学。7.5现在官方的说法就是当时发生这些暴乱的这些维族的群众和暴徒是受到热比亚流亡的疆独头目的怂恿和来自境外的一些组织,然后在200975日在乌鲁木齐市中心发生了维族持刀砍杀汉族无辜群众的事件,大概伤亡在200人左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二天又发生了愤怒的汉族人自发的持武器去报复维族同胞的不好的事件。在这两天中,都有许多无辜的人付出了生命。从那以后,西方媒体对7.5事件有了大量的报道,但是报道全部一边倒的说这是中国政府长期民族压迫维族人的结果,遥远的中国边疆又发生了一起冲突。基本上都用这种语调,在文章中各种指责中国政府。当时我们汉族住这个角度出发会比较气愤,所以环球时报当时组织了很多文章来报道7.5,反驳西方的舆论。

通过这个事,我和新疆的有关官员取得了联系,并且有很好的沟通。之后新疆发生一系列的事件的时候,新疆的政府也变得越来越透明、开放。以前新疆出事的时候,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瞒着,不要说,最好无论新疆乱成什么样,咱们内地的人都不要知道。但是现在,他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现在新疆发生暴恐事件的流程一般是,爆恐事件发生了,新疆自治区有一个官方的网站叫天山网,天山网上会出现一段文字,告诉你几月几号在哪出现了暴恐事件。然后我们就出来了,我们通过这段文字去挖掘这段文字背后到底讲了什么。每一个暴恐事件可能只有一两句话,时间地点人物,发生了生么样的事,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然后就完了。我们有使命让更多的中国读者了解清楚是什么人因为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制造了什么样的结果,然后我们政府的立场是什么样的。

《环球时报》在对新疆的报道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一方面我们派人去一线,比如上次来这分享经验的邱永生,他就经常去新疆,他通过一线资源去看,但是有时候,事情发生之后才去,因为我们没有水晶球,不知道明天或者后天新疆会出现这种事。所以在事发的第一天,我们也会尽量去找最接近现场的人,普通老百姓、目击者,然后让他们去说一些他们的观察事件是什么样的。官方的说法和老百姓的说法,拼在一起才有可能更接近真相。我不是说官方说的不是真相,但是官方有一些为本包括大局方面的考虑,他可能不会把事件的所有细节都告诉你。当然也有一种顾虑,如果告诉你恐怖分子是怎么实施暴力事件的,那岂不是有宣讲和教育其他恐怖分子的嫌疑,是吧?所以在报道中我们也会注意他具体的行动方式会比较淡化,但是行动的过程会尽量讲清楚。而目击者会有一些补充的说法,有些时候可能和官方的说法是矛盾的,矛盾的时候基本上把两种说法都放上,让大家自己探讨。

我这回做的是2010年喀什连着两天发生了两起暴力事件,第一起是在喀什的郊区,一个美食街,当时一群维族的恐怖分子开了一辆大卡车,冲进了这个全是饭馆这条街,他也不管你是什么族的人,反正见人就撞,造成了一些伤亡。这个事发生在礼拜六,礼拜六《环球时报》是不出报的,就是你能买到《环球时报》,但是礼拜六《环球时报》是没人上班的,所以我们下一次有编辑来上班是礼拜日。当时我在喀什的朋友告诉我喀什出事了,我在想如果这个事放在第二天新闻性就变差了。但是没想到第二天下午四点多,喀什市中心又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就发生在图片的这个位置,当时也是五六名维族的暴徒拿着砍刀冲进来,在这条街上见人就砍,我当时是找到了这条街的二楼有一个健身房,通过更重复杂的过程及关系找到了健身房的老板,然后他就讲了当时他从二楼往下看的一些情况放在稿子里。当然,现在已经不只是在新疆境内出现这种事件了,因为今年昆明出现了事之后,对内地产生了很多心理上的影响。比如坐火车的时候,你会觉得不会像以前那么安全了。在对新疆的报道中,体现了,《环球时报》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在越敏感的事上,《环球时报》越要发生,因为很多媒体是不太敢于这么做的,这件事和那件事过程差不多,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在多说了。

下面说点轻松的,你们知道那个央视的新大楼长什么样吗?就是一把火烧了一部分的那个,在东三环,他的样子就是那样的吧。2009年微博和微信也不是特别那什么,我做了这篇报道之后,后来据说挨了来自央视的批评,央视的同事觉得我这个文章对央视的形象不太有利。当时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楼刚建好也没多久,但是那个楼从没开始建,设计图纸一出来,大裤衩的形象就引来很多争议,尤其是中国的建筑师,他认为这是诋毁,诋毁中国建筑师群体智慧的一个做法。可是这么丑的一个楼,怎么能代表北京呢?而且当时就有一些人认为那个楼形象设计的不太雅观。然后在2009年的时候,这个楼的荷兰籍设计师,他叫库哈斯,荷兰国内出了一本书,好像叫《主题内容》吧,一本建筑类的书,当然那本书本身也有一些恶搞的性质在里面的。书里有一张插图,就是这个央视的新大楼,大楼的主题不是那样的吗,他旁边画了一个落体的女人,翘着臀部,另外就是一个配楼,一个男性的敏感器官画在那。然后那本书就说库哈斯就是基于这样的创作灵感来设计这个楼的。所以09年在一些网站上,很多人都表现的很愤怒,尤其是中国的建筑师,然后有些建筑师就说:“我早就看出这个洋鬼子是想骂我们,现在他终于自己招了!”就这种情绪很浓,我当时看见这个选题的时候就想了,这个选题跟《环球时报》没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就想读。当然这可能格调不太高,但是我想知道央视那个人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设计的。我就怀着这种好奇就报了选题,没想到我们的领导和我一样的好奇,于是就过了。

《环球时报》的头版文章的行文,基本就是一件大事发生之后各国媒体的报道、评论。《纽约时报》说这事不对,《华盛顿时报》说这事不一定不对,然后《朝日新闻》说这事就是不对,然后我们把这个评论综合起来,让你去判断这个事到底对不对。我们基本的文风是这样的,但是在这件事上就不是,因为外国媒体对这件事基本没有报道,报道都来自于中国,那么我们又不能抄中国媒体的报道,说某报写了一个报道我去抄某报,这也不合适。然后我就想真的让我去做的话,这个选题很难做,没法做,只能找到当事人来说。当事人就两个,一个是库哈斯本人,我能不能找到他说你是不是满脑子淫秽思想来恶心我们中国人呢?然后就是找到在网上最激烈骂他的人。当时有一位姓肖的老建筑师,不说他的名字了,很德高望重,当时已经七十多,退休了。他当时写的文章,文章分析的很专业,但是也有一些情绪的言辞在里面,对图哈斯本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我就想文章里有这两个人就可以了。我说我不是这么想的,他说不对,你就是这么想的,就可以了。

然后就很费劲很费劲,不知道怎么去找这个库哈斯。当时也没有那么多新闻消息的来源然后就在谷歌百度上各种搜,然后就搜到了早年798,北京的798艺术区库哈斯曾经来办过一次活动,你想在中国它能够被选去设计央视大楼就说明他在中国肯定有一些活动,他不可能毫无活动的踪迹是吧?就发现他在798办过一个活动,那个活动的中国合伙人是姓沈的一位先生,活动下面留了一个活动主办方的电话,当时已经过了大概两年的时间了,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那个电话打了一个电话,库哈斯他们肯定没有联系方式,但是姓沈的这个人有,我就很开心,我说我是环球时报的,我说我想报道这个事,想找到沈先生,然后人家很配合,打电话拜访,这属于陌生拜访。打电话给别人,让别人告诉你信息,这个是门艺术。比如说我曾经接到过一个电话,是湖南电视台新闻联播,打电话的人很“客气,说:“喂,是《环球时报》吗?”我说:“是。”“我是某某台新闻联播的。”我说:“哦,有什么事吗?”他说:“你给我找谁谁谁。”我说:“您是哪的?”他说:“某某台新闻联播的。我说:“哦,没听过。”就挂了。我当时想如果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打电话也不会这么不客气。当然这个某某台做的比以前更火了,一会儿“爸爸去哪儿”一会儿“妈妈去哪儿”很多节目非常火。然后我给那个人打,那个人很客气很友善的告诉我。因为平时我们采访一些政委啊,政府机关啊都是无可奉告,他没有义务告诉你,就是他告诉你对他没有什么好处,当他温暖的告诉我这个沈先生的电话的时候,我觉得上帝的光芒照亮了我。

然后我就给这个沈先生打,他很气愤,他说这是互联网上的评论,是对库哈斯的污蔑,他说库哈斯本身是一个很正派的人。然后他用很长的时间跟我讲央视的大楼是如何的科学和安全,就是他为什么要设计成大裤衩的样子呢。他给了我一些网址和资料让我去看去查,我看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楼真好。他给我传递了两个信息,第一这个楼很好;第二,库哈斯这个人很好。再找库哈斯本人方面,我们用了另一种关系,就是我们在英国的特约记者,然后让他打电话到荷兰。我想你的长途费应该比我的长途费便宜一点。他打电话找到库哈斯所在的那个公司,因为库哈斯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设计师,然后这些设计师都挂靠在一些非常非常有名的公司,这些公司的网站都可以找到,电话自然也会有。然后联系他,得到的回复是库哈斯本人在印尼,在东南亚的岛国享受他的人生,他不能回复这个事。我就跟他说,我是中国环球时报的,我们报纸是比较民族主义的,我们报道这个事,需要库哈斯本人作出一定程度的解释,他们表示了解了这个事件的情况。然后在两到三个小时之后在他们的互联网上用中文写了一个声明,他用中文写的啊!这个声明的意思就是说,库哈斯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设计了这个,跟色情领域完全没有关系。然后他还解释了一下那本杂志,说杂志是一份比较恶搞的这么一个东西,而且这张照片本来是被这个杂志选为当期的封面,但是后来被放在封底的十六张配图中的一张,却被我敏感的天朝的网民在网上发现,把他放大,然后扩大了这个事件的影响,他认为那本杂志所说的内容不能代表库哈斯本人,而就这么一份中文的声明,我们在想他为什么用中文来发声明呢?可能是希望这些事能在国际媒体上能够引起的人关注越少越好,因为央视大楼实际上在国际媒体上评价还是很高的,纽约时报好像还给他评为过某年的世界什么十大建筑之类的。

这条线信息足够多了,然后就找另外一条线,肖老师好像不是很好找,虽然他有一个工作单位,但他是前某某地的什么什么人,他已经退休了,于是我找到那个地方,然后去问,说我是《环球时报》的,我想找肖老师出来说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事,对方展现了中国国有企业对待媒体的一贯态度,就是:这个我们无可奉告,这个手机号我们可不能告诉你,这个我们是不行的,然后各种不行。然后我说,《环球时报》在中国也算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媒体,《环球时报》的头版文章在报摊上也会出现在比较显著的位置,头版文章里会写库哈斯和肖老先生双方对同一个问题的争辩,但我目前只能写出对方是怎么说肖老师的,肖老师是怎么说对方的我一个字都写不了,如果你不能让我接触到肖老师,肖老师岁数也不小了,假如第二天他看到了报纸上被人受到了这样的攻击,你是否能够为肖老师的心情负责?他说,肖老师的手机号是13xxxxxxxxx,所以,做媒体也挺不容易的!
   
最后再说一个八卦点的例子,我做《环球时报》头版编辑从08年到现在也有6年多了,做过很多很多的国际新闻,大多数都很硬,就像中日钓鱼岛争端,天天骂安倍,安倍你不该这样,安倍你该那样的骂。但是个事是让我以后不论多少年我都能讲的特别自豪的一件事,就是我已经知道1992年那一年你们都没有出生,92年的时候好莱坞拍过一个电影,叫《蝴蝶君》当时一个有名的华裔演员叫尊龙演的,这个电影完全取自于这个新闻,这个新闻也发生在2009630日,是一个叫时佩璞的一个中国男人死在了法国巴黎,法国媒体非常轰动,西方媒体也很轰动,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为什么?因为他是法国历史上第一起中国间谍案的主角,现在你在报纸上经常看到中国间谍案,美国一会儿说抓了两个中国间谍,印度前段时间说空军禁用小米手机,考虑到它的安全威胁啊,价格那么便宜,服务器又连到北京,印度敏感的信息都来到了北京,反正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这个案子不是在互联网的时代,是80年代。这个故事开始是在1964年,变成了一个重大的新闻是在1986年,那是非常古老的,我当时因为做编辑的时候看过《蝴蝶君》这部电影,所以就对这个故事一知半解,于是我就很想去做时佩璞的死为什么能够引起法国媒体这么大的关注,于是就写了这篇法媒再抄中国《蝴蝶君》
   
这个故事要从1964年的某一天讲起,一个21岁的法国驻华使馆的叫博纳德的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打字员,你看没有互联网的时候多么可怜,打字都要有个员,然后他在使馆的一个活动中认识了一个美丽的中国男人或女人,这就是时佩璞。他当时是以花旦的扮相在表演节目,就是男扮女装,然后当时法国人可能不懂什么叫男扮女装,就觉得这个姑娘真漂亮!然后两人就开始了爱情。当时北京的故宫角楼,故宫角楼是故宫的标志性建筑,除了天安门啊,故宫角楼北边那条路是非常适合谈恋爱的,特别幽暗,所有的灯光都是橘红色、橘黄色的,到晚上的时候还有各种无轨电车从那过,所以绝对是约会圣地,特别清净,不像北京现在那边这么乱,在1964年的时候,他们俩也去那约会了。我为什么知道这些呢?,是因为我当时做这个报道的时候从纽约时报的数据库里找到了1990年的时候的一个传记的记者,就专门写这个事件的一个记者,写了一个四十页的他们俩个人的故事,这我一下看完这40页,是非常刺激的,很累,然后就看看看,讲了他们恋爱的过程,当时有一段这样的描述:在故宫的角楼北门,博纳德拉着时佩璞的手,触碰了一下这个他的手背,发现了这个女人的皮肤非常的光滑,他的心就被电了一下。然后时佩璞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告诉他自己就是个一个女人,但是为什么穿的像个男生呢?是因为自己的父亲很想要知道儿子,于是就把自己打扮成了李宇春的风格,然后时佩璞(应为博纳德)就坚定不移的爱上了他。然后呢,过了两年,中国的文革就开始了,我也没经历过,你们也没经历过,但这是一个非常动荡的红色年代,博纳德这个人后来向法国的情报机关做笔录供认的时候,说当时时佩璞找到他,说你必须向我提供一些法国驻大使馆的一些机密情报给我,否则我在中国的文革时期是无法生存的,我们的关系也不能被官方所允许,从官方角度来看,一个中国男人和一个法国男人谈恋爱,还在1964年,所以博纳德在之后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到1981 不断的向时佩璞提供法国驻华使馆的情报,后来这个博纳德又被调到法国驻巴西使馆,以及法国驻蒙古使馆,然而按照纽约时报的描述呢,是他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回到中国把情报交给他,并且在某一年他回来的时候,这个时佩璞带来了一个四岁的小孩,蓝眼睛,跟他说 你看,这是我们的儿子,博纳德就坚定了这个就是我的儿子,于是在1981年的时候,他的任期已经满了,他带着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回到了法国,你想你是法国情报局的官员,你看到一个法国驻外使馆的人带回来一个中国女人或男人以及一个孩子,你一定会对他的进行盘查,这是例行的,对吧,然后发现,他不是女人,他们就在监狱中把这个噩耗告诉了博纳德,博纳德表示他自己绝不相信,然后法国的情报官员就把时佩璞的体检报告给了他,据说博纳德当时就崩溃了,这是在1981年。
   
1986年,他们双双被送上法庭,当时他们的儿子也在法庭上,然后维护了自己的父母,就说这个就是我的爸爸,那个就是我的妈妈,然后法庭审判两个人都有间谍罪,各判了六年,这张照片就是在庭审的时候的照片。但是在关了一年之后,当时的法国总统米特朗觉得为了这么一个案子和中国搞僵关系是没有必要的,当时的大环境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已经和美国搞好了关系,因为我们当时共同的敌人都是中苏对峙下的苏联,所以整个西方对于中国的关系都是趋好的,直到之后发生了一些事又恶化了,所以当时就把他们两个放了出来,但是这个事情在法国引起的轰动很大啊。我写完报道之后,我就给总编看,我的电话又响了,然后我接起,传来了胡锡进同志中年磁性的声音:“那就告诉我他们两个人是怎么他妈那个的!”(这么低俗的内容就不要鼓掌了),然后我说:主编,法国媒体也是这么问的!当时巴黎竞赛画报,还画了一些图片,还有角度。博纳德本人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时佩璞是典型的中国东方女性,所以他每次嗯嗯的时候都要很含蓄的关着灯。然后呢,在时佩璞630日去世之后,法国媒体又要把这方面怎么研究的这个案子捣出来,翻旧帐,然后巴黎竞赛画报就很低俗的
刚才说的那些图片,来分析这两层关系式怎么保持这么多年的。法国媒体有一种主流的怀疑,认为伯纳德在来到中国之前,就有迷信感情这方面的倾向和他之前的感情经历。在高中的时候,都是和同校的同性的老师或者学生产生了一些案例关系,可能在,可能啊,可能,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是他本人,可能在那个年代,即使在浪漫的自由的法国,同性的感情也不像现在,这么能被大家所包容。所以他当时可能选择了坚决的否认。但是这件事完了之后,就是时佩璞去世之后,《纽约时报》的这个认定记者他就找到了伯纳德,去问他,说,时佩璞死了,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当时伯纳德说了一句很煽情的的话,说“我很遗憾,这个故事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当我相信它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美好。”我就觉得这句话写得好煽情,好凄美。然后我就把这句话写在了我文章的最后一句,我一定要让这么多读者分享一下这煽情,这凄美。当然了,我如果完全就这么写的话,那在报道上是非常不符合我党,我报一贯的风格的。于是需要反驳,怎么反驳呢,我就找那个中国的从事情报安全这方面一些德高望重的专家来问,时佩璞这事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人家一般都不会正面回答。所以,我没有答案。然后,我又问,然后,呃,那你有什么理据来反驳吗?反驳呢,老实说,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给中国的安全战线解放之后,安全战线建立的时候,就定过一个规矩,说中国的情报工作是不用美人计的,不管男人或女人。所以,我就用这句话作为了一个反驳,然后这篇稿子就出来。在政治上,它也站得住脚;在新奇上,它也足够新奇。从你们刚才低俗的笑声中,我已了解到了这一点。

我的PPT里有一些出国采访拍的图片,但我觉得时间不太,不太可能够用了。然后这图片呢,基本上是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日本和日美关系,一个是巴基斯坦。去年初的时候,去了一趟巴基斯坦,看了一下塔利班,哦,没有看到塔利班,看到就回不来了。然后,还有香港的问题。我想问问你们对哪一个感兴趣。好,那就东北的我就跳过了。可以快速看一下,这个是,这个是乔治方治号航母,美国驻日的唯一一艘航母。这个是白沙瓦,这是巴基斯坦的部落区的首府。然后部落区就是巴基斯坦塔利班藏地比较多的地方。然后我们那边去呢,是跟那个军方,是跟巴基斯坦军方有一定的合作,说我们很想看看白沙瓦到底是什么样的。当时一个比较逗的事,我印象很深。就是,我想,因为我嘛,这个负责给我们总编安排上的行程。我想拍马屁的时候到了,怎么才能拍马屁呢,因为胡锡进是一个非常爱冒险的,然后非常有战地记者情怀的人,因为他以前是驻南斯拉夫的记者,经历了波辉战争。这么多年你都没有经历过战争了,我来帮你一次吧 。于是我就跟巴基斯坦军方的人说,我们要去看巴基斯坦的政府军,就是第十一集团军,就是,就是他们这些将领,我想让他们带着我们去坐直升机去南马吉底斯看,看他们和巴基斯坦塔利班交战的那个场景。你想想,想想这画面我就觉得兴奋。坐着直升机,周围当时他们,当时这样的人,然后下面看着交火,那是什么,何等壮观的一个场景。然后我当时就跟巴基斯坦的人不断地争取,他们也竟然答应了。然后当时我就跟老胡吹了牛,说,走,胡总,咱们做直升机结果到了白沙瓦,他们说不能坐。你想,它拍马屁还没有拍成,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觉得我在领导这是没法交代的。于是我就和巴基斯坦的人说:为什么坐不了?然后他们就给出很多的理由,什么天气原因啊,这样的原因,这些都没有打败我。因为你想啊,我刚刚用那种的方式去逼问那些,因为我是一种疯狗精神的,一定要追到我想要的信息,你拒绝我可以,我一定不会让你好受。所以我就不断地问,不断地问,结果他最后给了我一句,我就不问了,他说:“OK,我可以保证你们的直升机起飞,但我不能保证它能够降落。”我就回去跟总编说:“胡总,直升机没什么意思。”

这些呢,就是巴基斯坦第十一集团军的最高的这几位军官,他们在跟我们的讲述中主要讲的观点,就是一个,他们是真正的处在这个世界反恐战争的最前线,因为他们这一个集团军,打塔利班四大战役牺牲的人比巴基斯坦和塔利班边界对面的北约驻阿富汗的联军死的人都多。当然,这里面肯定有战斗力的问题。但是巴基斯坦第十一集团军是巴基斯坦陆军里边最精锐的一支部队。我估计,因为我前两天看的《北平部战史》所以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们应该是巴基斯坦的中央军。这个小伙子是白沙瓦路上拍到的,我觉得他特别可爱,长得也挺帅的,然后,但是我拍了这个照片之后,边上的巴基斯坦士兵说,他拿起,放下手机,拿起枪,就是塔利班。当然,并不是在指责他啊,他只是描述白沙瓦的危险,因为白沙瓦是一个什么地方呢,一年365天对吧,然后2013年白沙瓦,哦,2012年白沙瓦有220多次的恐怖袭击。这三个人是我看了之后觉得他们真的很美,就是这个,虽然这个照片拍的不怎么样,用手机拍的,但感觉吧,有点像那个追风筝的人。追风筝的人的那个画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小说,说阿富汗的。

这是香港,这是香港的广中岛,香港占中是现在最火的涉及中国的新闻,我想问问你们对香港对这么多年轻人为什么去占中,就是对占中这个概念本身,你们有哪些,是想,最想了解最想知道的。那边男同学举了一下手,我以为他要提问,结果他就走出去了。你们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吗,比如说,香港你们最想要了解什么之类的,占中的导火索是谁啊,而且幕后有策划者吗。我是20143月初去的香港,当时是因为感觉到香港今年一定会乱。因为从各种迹象,从13年开始,香港大学法学院戴耀庭,这位学者,他就,早就,他就已经提出占领中环这个概念了。中环呢,就是香港的,香港是分港岛,新界,什么九龙这么分的。最开始的香港指的就是香港岛。而中环就是香港岛最中间的那位。它是分中环,西环,上环什么的。二中环是香港的新闻中心,维多利亚港的那个,香港很多照片都是从海平面往上看,各种高楼大厦的包括你们看《变形金刚4》的时候,每次美国人一拍香港被糟蹋的这个画面,那个出现的地方就是中环。中环就很美,中银大厦就在那。然后当时戴耀庭提出来一个概念叫公民抗命,就是说,香港要争取完全民主自由的真正的普选。每一个香港人都要投一票,来选自己的特首。但是香港现在的选举制度不是这样的。香港现在,此时此刻的选举制度是有提名委员会和选举委员会的。提名委员会有1200人,选举委员会也有1200人。他们好像是同一批人。这1200人来自于各个不同的功能界别,这虽然都是汉字,但是我相信当你们看到这四个字你也不会理解它们是什么意思,这功能大概就相当于各行业协会,就是比如说有代表大律师阶级的,有代表医生阶级的,有代表我们新闻工作者的,有代表这些出租车司机这些中小企业主的,它是不同的界别,每一个界别都会选出通过它的行业协会选出一定人数的人来代表这个阶层的利益,进入香港特首选举的提名委员会和选举委员会。由提名委员会提名,选举委员会投票选举,这大概是1200人,但是反对派认为他们在这1200人中只占150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这个数字,非常非常小的比例。所以不论这个提名委员会提谁选谁,反对派的人永远都没戏。因为你连三分之一都到不了。好,基本像我们呢,那个香港的基本法里规定2017香港是“可以”进行特首的普选,用词是“可以”,不是“一定”。这就是一个比较灵活的词,但是在香港人,他们的时间表里,已经认定2017年就是香港普选时代的到来。那怎么才能做普选呢,首先,你这个功能,就是功能界别组成的提名委员会和选举委员会的制度你要变。香港人要求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这七百人所有的人一块投票,在一个七百万的城市,这种投票形式肯定是很难。

我在去香港的时候采访过一些建制派。香港的政治分两派,一派叫建制派,亲建制派,就是代表香港政府的利益和香港政府关系比较好和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好,就是爱国爱港的人。这个普通话很难念,爱国爱港的人。还有一派就是民主派。这个说起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话题。民主派,就像什么民主党啊,民协啊,这些政。,而且香港还是一个没有政党,从法律上说,香港是一个没有政党的,它只有政治团体。因为香港本身也不是一个国家,它不能有这样一个政党。然后戴耀庭呢,表面上看他不属于任何政治势力的,但是我们环球时报最新的报道说,也有香港媒体报道的,有人挖出来,说戴耀庭早年是香港民主党,民主党当时的党首李卓人的亲信。但是这些东西都是香港媒体的报道,对戴耀庭本人的一种深挖,认为他是在早年,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就和民主党的人已经比较接近了。他其实就是民主党的党员,然后他回香港提出这些事,背后可能都有美国或英国的支持,就是让他搞乱香港。但是在香港很多人的看法中,他们可能认为事实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们觉得戴耀庭就是他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他是香港大学法学院的学者,他提出公民抗命,2017年香港就要普选,北京如果你不同意那我们是公民,就可以上街抗命。抗命的形式就是占领中环,我让你香港,金融中心嘛,你不是,我让你金融中心最核心的区域的交通全部都堵塞。这就是他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像达莫克里斯之剑就一直悬在梁着,好像是2012年底或是2013年初那个时间提出,一直到2014年实现,这个剑就一直悬着。

我是20143月份去的,当时的新闻主要是驱黄,不知道你们对这个了解不了解,就是内地的游客在香港遭受各种各样的言语和肢体上的这种骚扰。然后香港一些比较年轻的,比较激进的人在网上搞得一个驱黄运动,这个驱黄运动的发起人他背后实际上也和反对派就是民主派势力也是有所勾结的,然后驱黄的表现呢,就是他们用一些集会,然后驱黄的人是手提着拉杆箱模仿大陆游客的样子,到现在照片上看到的这个广中道去走,大陆游客在那边走,我几十个驱黄的香港人优先啊组织的人,我也拉着拉杆箱,我一边走一边跟你说,爱国,你们应该爱国,你们不要来香港,不要来买香港的东西,你们去买中国的东西,香港是香港,中国是中国。当时我在香港的书店看到过一本书,叫香港城邦论。城邦论就是说香港和现在不一样。它自己就是一个城邦。城邦这个概念是从古希腊那些城邦的那个历史沿革中过来的说。为什么人家可以是城邦,新加坡可以是,我们就不是呢。那本书整体上就在讲香港应该是独立的一个地方,我们从文化上,从政治制度比内地,比大陆比你共产党一党专政要怎么这么样得多。我们更怎么怎么样,我们不是,不是我们香港需要你们中国,而是中国你需要我。所以我主动地跟你切断这些关系,对我是没有任何坏处的。这本书呢,在香港已经翻印了四版。一版,大概是2000本左右。总数其实不是很多,但是一本政治类的书籍能不断的再版,这说明在香港有一批人是比较认同他这种观点的。

这种观点是怎么造成的呢,03年我们开了自由行,大陆开了自由行,因为当年的香港经济,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过亚洲金融危机,从199703根本就没有缓过来,然后香港政府说,你们开发大陆游客来我们这买东西吧,然后这样香港购物就上去了。好,03年我们就开了自由行。然后大批的内地游客就去了,然后大家就开始卖各种各样的东西。经过这十年我们开放的城市越来越多,被我们买光的东西也越来越多。然后到香港的铜锣湾去超市里找奶粉很难,因为内地游客一来就没了。后来香港就出了各种限制,说每个内地游客只能买两罐奶粉,但是我就在香港回来的那天的飞机上,我还看到有一对母女她们只有两个人她们买了六罐,然后就求我,说,能不能用我的登记卡去帮她们认领两罐。我说,对不起,我不能。我觉得情感上这个比较难接受,后来她们就求香港航空公司的人,然后人家最后也开恩了,说你可以把这六罐带走,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没有谁对。我们为什么在境内买不到这么好的奶粉呢?对吧,这就是另一个食品与安全的问题。所以,内地游客有很强的需求。还有一个需求就是要去买房,还有一个需求要去香港生孩子。像去香港生孩子是让香港人很崩溃的一件事。因为香港人自己生不了孩子了,香港的医院就这么多,几百万人口就这么多医院。然后内地很多双飞的游客,就是父亲和母亲都不是香港居民,但是这个孕妇,就是不论你用什么方式,反正她到了香港就是要去生孩子,你不能拦着她不让她生吧,那生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香港人自己生不了孩子的时候,就要闹了。然后还有买房,我在香港的铜锣湾转转,转到了一个北联地产,相当于一个很大的地产中介。估计就是类似于我们麦田之类的。然后我就看,这有那个时候的照片,这个图是广东道里边买名品的内地游客。这个是驱黄运动的现场,是我们在网上找的图片。他们打的标语是反斥化、反殖民,他们认为我们在殖民他们。他们已经在被英国殖民了一百五十多年之后,他们认为我们在殖民他们。

这个是铜锣湾,额......你们有没有看到中间有“法论大法师”这样几个字。这个,铜锣湾是一个政治性比较强的地方。当然,铜锣湾也是香港的商业中心,那有时代广场。很多人去香港shopping购物、买名品都去铜锣湾,铜锣湾还是古惑仔那个电影里面比较火的地方,因为陈浩南是铜锣湾的抗把,你们听说过这个人吗?我到铜锣湾是带着拜访陈浩南的心情去的。铜锣湾是一个多牛多屌的地方。结果到了那之后,出了酒店,就看到了这一幕。镜头中间很帅的阿sir你们就不用看了,女同学矜持点,因为那个人真的很帅。然后靠近画面的这一侧,那个喇叭喊得这个人,是爱国爱港人士。他们是叫帮港出身,或者叫......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名字,反正我记不太清楚了。他们的立场是清见之派——维护香港政府、维护中央政府,然后坚定的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在这个群体里以五六十岁的、上了年纪的人居多;以在历史上无论什么原因从内地移民到香港的人居多。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嘛?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因为各种历史原因,有大批的内地人包括在四十年代内战的时候还有很多国民党。他们因为不想在中国大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治,通过各种方式,在解放之前去了香港。这一批人,他们中很多已经六七十岁了,甚至更老。但是今天,他们坚定地站在北京一方,坚定地跟我们强调自己是中国人,坚定地反对街上这些孩子不相信自己是中国人,然后搞另一套的这些。这会让我觉得,历史有时候真是在和你开玩笑。当然,这些人年轻的时候,他们是坚决反共的。他们觉得共产党都是恶魔、红色的恶魔。但是现在,他们为红色的恶魔在香港发声。

但是,这两个人只有四十多岁。他们对面剃着寸头,拿着麦克风,写着“没有公民提名,马上占领中环”的那个人,他叫慢逼,没有骂人的意思哦。这是一个粤语的字,他哥叫快逼。他们俩起的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在香港做节目,做一种政治抵触。他是以这个名字而出名的。他们真实的名字我给忘了,好像姓谭,他是香港人民力量这个组织的重要成员。人民力量并不是一个政党,但它是一个民主派的政治组织。它主张应该占领中环,主张应该公民抗命,主张和中国作对一切。因为人民力量认为:“侬是香港人。”你们才是中国人。所以他们当时在喊的时候。就是这边不断地在用粤语喊,我只能听懂这一句——“侬是香港人”,我说的不好啊。然后这边用词都很激烈,不是特别文明。然后,他们还喊:“你们是香港的的垃圾”,是用粤语喊,还时不时用普通话喊,中国人怎么怎么样,中国人一定要团结,双方的情绪都非常非常的激动。我当时很意外,因为在我的印象中,香港是一个有钱人去shopping的地方,是经济中心。但是,我到了那之后,以为我在台北,我以为两边是民进党和国民党在互骂。我没想到香港也从经济中心变成了政治中心。法轮功的那帮人就是哪儿有事他们就去哪儿,所以可以忽略掉他们。这个,香港人叫街战。我刚才讲的那个帮港出身的组织,是他们在街头弄得。他们写的就是让大陆人感到很亲切,他们挂着五星红旗,写着“同祖同源同根华夏志,一家一国一心中国梦”。当然读的话感觉不是特别好,因为“梦”和“志”没有押韵。但是他们的表现是很强烈的。

香港现在就分两股势力,你在新闻上会看到两种投票;一种是街头的香港青年搞公投,它包括大耀廷。大耀廷被称为占中三子。但是实在很抱歉,由于我知识的匮乏,我只记得其中两个人,一个叫戴耀廷,一个叫陈建民。陈建民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学者,剩下的那个人是一个香港宗教界天主教的人士。我实在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占中三子,就是因为他们共同发起了占领中环的这项运动。当然,这三个人在媒体报道之前,很少被内地的官媒称为占中三子。我想可能有些编辑会有冲动,想把他们写为“占中三贼”。香港还有一种公投,就是爱国爱港力量搞得公投。他们搞网上大签名,香港的反对派在今年七一的时候搞了一个公投,号称有七十九万人支持占领中环。紧接着,在八月份的时候,爱国爱国爱港的势力也搞了一个公投,结果有一百六十多万人。然后这一次香港占中占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一次反占中保和选大联盟,就是我所说的爱国爱港势力又搞了个网络的公投,包括在街战时去公投。董建华也公投了,当然投的是反占中。这个反占中的投票到现在已经超过了一百五十多万了。证明在七百万香港人里有一百五十多万人反占中了,大概有一百万左右的人是支持占中的,然而中间还有沉默的大多数人是一直没有发声的。我去香港的时候,通过不同阶层的香港人,从议员到出租车司机,到餐厅的服务员等各种各样的人包括做生意的人。他们讲起自由行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是一样的,就不论建制派还是民主派,首先他们都不很中国人,他们都不觉得内地游客是坏人。但是他们认为内地游客严重挤占了香港人的生活空间。当你没有奶粉买了,当你的老婆怀孕没有床位可以住,当你连房子都买不起的时候。

我把房价的那张照片给删了,就说我现在住在北京,北京是一个房价很贵的地方。然后我想换房就换不起,就很苦恼、很头疼,看着我老婆那哀怨的眼神,我觉得压力很大。但是,北京的房产中介的一个房子的价位大概也就是四百多万、五百多万、六百多万、七百多万,八百多万就已经很贵了。然后,我在香港看的,大概就是一百五十尺,比我们的面积还要小,五千万、六千万、七千万。然后我就进去把那个中介叫出来,他姓戴,然后我就说,戴先生,您好,我北京来的,没什么见识,我就想问问这么贵的房子都是在什么地方。然后他说,这些不算很贵的。我说那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他说在半山左右,就不是山顶。香港人的豪宅都在山顶。我说山顶的价格我就不问了,就问一个普通的香港人。假如像我这个年纪,三十出头,出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他们集全家之力买一套房,大概能买到什么价位的呢?他说一千多万、两千万吧,贷款的话。我说好,那内地的游客买什么价位的呢?然后他说,哦,内地的客人啊,三千多万到一个亿不等啊。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崩溃。然后,你要是接触各行各业的人的话,他们会给你讲,我们看了这么多内地的游客来买房,我们是什么心情,香港就这么多房,都被他们给买走了......所以,香港有很多人,他们气愤的是大资本家。他们认为香港现在的社会阶层已经固化了,像李嘉诚他们这样的大资本家垄断了香港的一切,富人很富,年轻人就没有什么机会。以前的香港可能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在八九十年代,大家有各种各样梦想的年代,这个阶层的上下流动比现在更简单。我认识一个司机,他儿子和我差不多大,他儿子一个月挣多少多少,他说他的媳妇还有他的弟弟现在跟他的爸爸四个人住在一个40平方米的房子里,他一个月挣五万港币。虽然现在人民币,我当时去的时候是1:0.78吧,就是100人民币78港币,哦,不对,反了,及时人民币比港币值钱,就是78人民币可以换100港币。然后他就会哀怨,说香港地铁拥挤,为什么挤呢?因为内地游客太多了。这个是北京的二环路的东侧十条,这才叫地铁好不好!这就是那个中介的照片。

这个是香港当时《明报》的总编,香港的媒体也有特别反共的,叫《苹果日报》,发行量最大。也有离我们很近的,立场比较靠近我们的,比如《文汇报》、《大公报》,还有一些商报,就是这些中间偏左的的媒体,包括《东方日报》,然后是《明报》是中间的,立场上比较中间,稍微偏右一点点,就是反大陆一点点。香港《明报》在很多年在香港媒体公信力都是排第一的,但是今年它没有排第一,就是因为它出了这样一件事情: 《明报》当时的总编叫刘进图,然后被人刺了,用刀,好像伤害了他手筋和脚筋。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又想到了古惑仔,因为古惑仔动不动就是挑人家的手筋和脚筋。我觉得香港人对这种暴力的行为方式就是好像非常热衷,当时我去的那天正好有很多的香港媒体界的人士,包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刘进图的支持,他们的引文写的是They can’t kill us all(你不能把我们都杀光),这个They我就很关心,我很想问他们认为这个They是谁,当我还没有问的时候,我就听到边上一个BBC的作者在问人家这个They是谁。那我就听着,然后他们就有各种各样怀疑论,首先他们没有证据,任何说法都没有证据的支撑,但是有很多人会把它引向是不是北京派人去香港把刘进图给刺了。你说从我们这些对大陆比较了解的、对内地比较了解的人来说,当然我不能对这件事进行一个负责任的评论,我只能说从我的观点去想,包括我认识的一些香港媒体记者去跟他们聊,我说你们是不是真的觉得是北京派人去干的?他说可能性很小,因为北京就是为了它某一个格致,付出这么大的道德代价去干这么卑鄙、这么容易曝光的事,这得不偿失,这是我听到的一种说法,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因为这一件事怀疑到北京的头上,是因为不论是香港人和内地人之间,还是香港是政治群体和北京在政治层面上都出现了会不信任的。

然后这次占中呢,具体的过程就是戴耀廷他们提出来之后,到最后真正领导占中的并不是戴耀廷队伍,而是香港有一个组织叫学联。学联主要是大中专学生,还有一个学生组织叫学民思潮,这名字听起来挺洋气的,但是它的领导人黄之锋只有17岁,但是这个17岁的黄之锋在五年前就出名了,因为在五年前当时香港政府要修改香港的教科书,叫国民教育事件,当时出了这样一件重议,要在香港的中学生教科书里加上国民教育,我这就去香港问为什么香港的人心没有做到百分之百的回归,很多人,无论是港人还是内地人都会归介于在收回香港之后,教育没有跟上,香港人的中学生,很多地方是不讲中国历史的,我在书店里买不到中国历史,然后他们不会告诉你,你是中国人。然后再09年的时候,可能我们认识到这一个问题,叫特殊修改,结果引起了巨大的抗议浪潮,当时有上万的香港的中学生包围了政府,包围了现在金钟的政府总部,说里面就是吃话,里面就是思想的殖民,反对,激烈反对,绝对不行。后来有一个香港的资深媒体人跟我说,他看过那个国民教育的教科书,认为我党就是我们,就是香港政府写这本教科书写的有点粗暴,就是他讲我们的制度,中共的制度是好的,很好,美国的制度很烂,很差特别差,这种横向的比较粗暴的对比,会引起香港人的反感,所以他在内部上不是很接受,但是无论这个起因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黄之锋这个12岁的人带着上万的学生包围了香港政府。

有一些香港的媒体的分析人士跟我说为什么有很多人都觉得有外部势力在介入香港,从当时那个事就能看出来,一些中学生有钱吗?没有。钱从哪里来!钱找父母要,如果是正常的逻辑。搞政治活动找父母要,但是他们孩子搭的那个演讲,黄之锋演讲的那个台子就得几百万到上千万美金,如果没有外部势力支持的话,他们钱从哪里来?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怀疑,现在的香港,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些爱国爱港的人就坚定认为是美英乱港,这是一个在香港媒体上经常见到的,就是美国和英国在乱港,但是具体事实到什么程度,我相信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这一次学联和学民思潮完全抢了戴耀廷的风头,因为在928号晚占中的开始之前,是学生先去包围了香港政府。原来占中是占领中环,但是最后的占中是占领金钟,香港有一个地方叫金钟,金钟有一个海富中心,是一个大的商品贸,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但它更是香港政府和香港立法会大楼的所在地。最开始发生事件就是学生把这包围了,几千学生堵着,在28号白天。戴耀廷曾经去过那,有些学生说:“为什么还有占中?为什么还有抗命?”然后戴耀廷一天接连否认了多次,说不会接连占中,不会,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已经开始有学生,不知道是自发的还是怎么样,具体过程不知道怎么说,结果就是学生开始翻越栅栏,用暴力的形式去冲击政府。那香港政府肯定要采取一些措施去阻止,然后学生就会说学生的集会都是和平的,但是香港媒体呢?当时就有很多支持学生的媒体,有一些反对这些做法的媒体就会曝光说学生的和平都是这样的,就是双手举过头顶,然后下面用脚不停的踹,所以从上面拍下来的照片,学生都是这样的,但是在下面还是有很多暴力行为,包括政府开始,警方开始用一些不讲面的东西,还有人说已经打了催泪弹,然后学生用各种各样的雨伞挡,所以现在就变成了雨伞帮和警察之间的这种,但是从香港媒体的舆论报道的情况来看,戴耀廷本身已经被黄之锋被学联的秘书长叫周永康,这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名字,大家也都知道,所以每次当周永康的名字出现在环球时报上,我都觉得心里有些不安。然后,他们学生完全抢了戴耀廷的风头,后来戴耀廷在月中的时候,他到月底的时候,戴耀廷说他不干了,这事和他没关系,他要回去当教授,所以很多人骂戴耀廷说,你把人怂恿到了街上,让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和警方搞各种各样的对抗,然后现在你说走就走,甩了一句话对不起,局势就失控了,你就是走了,这是很不负责任的。然后这事以后会怎么发展只能看局势是怎么走的,详见《环球时报》未来报道,还有一句话是我特别想和在座的各位说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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